法治并没有倒退，只是基础差了些，进程慢了些，法治的进程从去政治化开始，目前刚刚走到“去潜规则化”的阶段。

一、全民政治化

从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，社会整体上经历了一个全民政治化的过程。

阶级斗争为纲使公众陷入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，都成了政治人，政治生活取代日常生活成为每个人生存的主要状态。这种状态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达到顶峰，为了政治，夫妻反目、父子断绝关系的现象见怪不怪。

政治虽是人的属性之一，但人并非政治动物，全民政治化违背人性，破坏正常伦理秩序，也使经济退化、民生凋弊，最终危及政党和国家。阶级斗争从本质上仍然可以归结为“种性制度”的政治升华，因为其不承认人是平等主体这一前提，实质是一类人歧视和剥夺另一类人的封建残余制度，是严重不符合现代性要求的。

全民政治也使整个社会走向了全面危机。

二、去政治化

抛弃阶级斗争为纲开启了“去政治化”的进程，以“经济建设为中心”的新纲领承认物质需求是社会生存发展的基础，民众的首要需求是物质，而不是政治，从而促使整个社会弱化政治、回归人性、回归理性。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那场“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”的大运动改变了人的思维方式、生活方式和社会运行方式，催生社会转型、人性解放和经济快速发展。小平同志不只是总设计师，是社会教父！

在社会“去政治化”的过程中，所坚持的战略方针是以经济建设取代政治斗争，所使用的最主要的手段正是改革开放。改革是去政治化的思想改造和制度建设过程，开放是主动引进外部促进因素，并且开放本来就应是一个现代国家的常态。改革和开放都是手段，而不是目标，坚持改革开放是因为这个手段还远远没有过时。

三、社会整体上潜规则化

通过改革开放，社会摆脱了全民政治的桎梏，经济突飞猛进，物质极大丰富，但却出人意料地掉入了“潜规则化”的陷阱，当今社会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潜规则横行。

社会整体上潜规则化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：

一是“制度法律表面化”。从顶层到末梢的很多制度和法律都存在表面化的问题，如宪法规定法院对人大负责，但事实上都是向党委负责，且司法的政治地位很低；又如法律规定公司治理结构中的股东大会是权力机构，但实际上是其他因素在支配每一家公司。二是“权力交易化”。权力本是人民赋予、为人民服务的工具，但实际上成了寻租工具和个人谋利工具，成了可以交易的商品，以至于不得不进行空前的反腐行动。三是“经济行为私利化”。规范市场和经济的法律浩如烟海，但许多国有和公众型公司都将谋取私利作为交易动机，经营过程中腐败、失信、短期行为盛行。四是“社会伦理关系化”。人与人之间唯关系是从，社会缺乏最基本的契约精神和平权意识，损人利己、关系至上成为最主要的生产关系。五是“社会结构阶层化”。实行市场经济之后，社会并未象预期的那样达到共同富裕，而是逐渐分化，“体制内与体制外”、城市与农村、屌丝与官（富）二代等不同阶层之间界线明显、对立加剧。六是“社会成员城府化”。各个阶层的成员都以熟悉和掌握潜规则为荣，当面一套、背后一套，几乎每个人都拥有表面上和暗地里的双重人生。

在上述大的方面之下，具体每个细分的社会生活领域里，还都有着许许多多的小潜规则，比如刑不上常委，维稳靠截访，灰色收入，小孩入学拼爹，医生开新药拿回扣，上驾校要给教练送烟抽等等。事无大小，一概潜规则当道。

相比之下，演艺圈里吸毒淫乱等号称潜规则的那点事儿，根本就不值一提！

潜规则已经形成一种极其严重的路径依赖，甚至已经取代明规则成为国家治理和社会运行的主要规则。结果是官员渎职、企业失信、市场失范等现象肆意蔓延，国家治理成本和经济交易成本无比巨大，社会个体普遍缺乏公德，短期行为和利己行为盛行，法律不被遵守，法纪崩坏。最终导致发展无以为继，整个社会呈现非理性状态。当前大大小小的社会问题几乎都可以归结到潜规则横行的根源上。

社会走向潜规则化的原因十分复杂，大体说来包括：一是与传统文化中的内敛、含蓄等修身处世方法有关。二是在社会顶层行为模式中，长期存在制度宣示与实际做法完全不同的问题，从而带给社会成员一种尊崇潜规则、允许说一套做一套的心理暗示。三是在去政治化和个人崇拜的过程基本完结之后，并未确立能够真正填充人心的新意识、新机制、新文化，导致思想和信仰发生混乱，时而西化、时而国学、时而唱红、时而邪教，多数人信奉的则是说不出口的最简单庸俗的拜物主义。四是个体富足早已成为每个人的生存目标，但社会主要财富的实际归属者却存在虚位（名义上的公有），这二者之间的悖离必然催生隐蔽的财富转移规则，所谓的“既得利益”是怎么得到的？靠的就是潜规则！

四、去潜规则化

一个依赖潜规则运行的社会，最终肯定是会裹足不前的。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理论上越来越不自信。虽然个别问题可以“不争论”，但如果刻意回避的问题多到一定程度，大家就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，况且别人家的理论都是能够明白清晰地表达的，会形成反差，持续下去，理论自信就会出问题，潜规则必须要变成明规则了。其次是潜规则不同于明规则，不是平等适用的规则，而是被一部分人掌控的规则，潜规则盛行的结果就是社会分配严重不公，公平缺失，发展失衡，社会层级分化严重，矛盾冲突不断升级。再次是外部环境，尤其是经济环境因为金融危机发生了变化，原来靠快速发展而掩盖的潜在问题暴露了出来，许多问题需要摆到桌面上，按照明规则来讲了。最后是底层民众依靠朴素的规则意识，通过自媒体等新的传播手段，取得了一定的话语权，潜规则体系受到巨大冲击，象沾点儿公家便宜这种再寻常不过的潜规则，到了体制外的网民那里，都成了不得了的事情，网络上一天到晚都在炒作原本“只做不说”的大情小事，社会行为规范亟需进行重组。

总之，潜规则越来越不堪为用了，社会需要经受一场去潜规则化的大洗礼，用明规则代替潜规则。而明规则毫无疑问就是“法治”。

反腐、简化行政审批和司法改革都是“去潜规则化”的手段，前两项是要改变官场潜规则、资源配置潜规则和交易模式潜规则，是着力于上层和官僚层的去除潜规则的运动，关键在于如何打老虎，和如何激励官员为公为民。司法改革是要革除规避法律、有法不依的潜规则，是着力于市场和公众行为矫正的运动，关键是落实司法公正，筑起明规则的最后一道防线。

就象去政治化时，要以经济建设来补位一样，在去除潜规则化的过程中，真正核心的设计同样在于用什么来补位、怎样补位的环节，法治就是那个补位的角色。所以，反腐等等只是破局和起步的手段，依法治国、建立明规则才是正题，也才是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要义。

五、依法治国：以明规则取代潜规则

依法治国在当前体现为一场去除潜规则、建立明规则的大变革，因而，依法治国绝非引进西方的政治制度。前三十年所确立的社会主义政治基础，和后三十年执行的发展经济、改革开放的纲领，与依法治国并行不悖，都是民族复兴实现中国梦的保障。

鉴此，依法治国首先是要打破权力运行潜规则，建立权力约束和权力行使的新规则，简政放权、规范政务、财产公示、反腐惩渎等都是新规则、明规则。其次是确立经济法治原则，让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的口号落到实处，为市场运行和商业行为制定一部经济宪章级别的法典。再次是建立以司法为核心的规则守护机制，强化规则的权威性、契约的约束力，逐步将交易行为和公众行为引到守规则、讲诚信的轨道上来。当然，还应当消除潜规则滋生的土壤，完善产权制度，加快解决公有财产主体缺位的老大难问题。更进一步的话，在宗教问题、教育导向问题、政治脱敏等问题上去除潜规则也十分可期。

至于权力来源、分权制衡、政治利益多元化等问题，并非当前社会问题的根源，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策略，没必要将它们扯进这场“去潜规则化”的社会变革之中。以前后两个三十年的传承为基点，遵循从去政治化到去潜规则化的变革路径，开创有效率的法治社会新形态才是现实选择。

    “去潜规则化”是对权力运行方式、公众行为模式和财富分配机制等全方位的再造，是一场社会大洗礼。而且，不同于去政治化的人性解放路径，去潜规则化需要遵循理性植入的路径，保守派和自由派都可能成为反对派，阻力更大，难度也更大。让我们拭目以待!